深圳新闻网讯 ２００８年以来，国家从政策层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措施。杨澜认为，有一类就业市场目前还没有引起政府和毕业生的足够重视，这就是日益成长的社会组织。其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蕴含的就业潜力非常可观。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组织可创造占社会总量１０％的就业岗位，而目前在中国这个比例还不到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社会组织的数量处于４００至８００万之间，以每个组织有３至５名工作人员计算，就蕴含着１２００万至４０００万就业机会，超过民政部两年前作出的３００万人的估计。
杨澜指出，社会工作可以在福利保障、医疗卫生、教育辅导、司法矫治、残障康复、社区建设、公益类民间组织和家庭生活等众多领域广泛开展。社工并不等于义工。他们需要经过一定的培训，需要资格的考评，是以服务社会而“谋生”的人。在香港，截至２００６年９月香港注册社工已达１２９７０人。社会工作人员不是政府的公务员，但是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并不比公务员低，有着良好的专业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北京市，根据《社会建设发展纲要》，在社区就业的社会工作者，将保证年薪３．４万左右。
目前，民政系统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约有４５．３万人，平均每人要为１０００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急需社工队伍的补充。有一些基金会筹募的捐款，因为缺乏有执行力的基层组织而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形成资源浪费。现有从业人员的总体学历水平较低，７０％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社会组织工作领域的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如能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就业向该领域发展，这样既能有效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压力，又能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和提升服务水平。
杨澜在提案中充分肯定了上海和深圳政府在此方面的尝试。如深圳民政部门今年将积极开发社工岗位，有计划地培养和配备社工人才，其专攻项目分别是“照顾孤寡老人”、“学龄儿童托管”、“青年劳务工的性与生殖健康”、“境外家长培训”和“边缘青少年帮教”等５项服务。根据《深圳市推进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政府转变职能，进行事业单位改革。对于政府分离出的或新增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通过政府采购等法定方式，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购买，在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和社区社会组织等近期重点发展领域的优先扶持项目进行试点，逐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架构、程序、监督机制等，以差额、全额和部分补助等三种方式，向社会提供资助。杨澜认为，深圳的经验具备全国借鉴意义。（记者 汪 涓）